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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赚了十块，我赔了两块。他花了两块钱请我到海鲜馆子吃了一顿。手里堆下的书，为了偿这两块，本本JiNg读。不知看下来多少晦涩东西，此后闲了就去买书看，几乎也称得上乱买，因为我什么书都乐意看，十分打发时间。

    老师傅的威严愈减了，直接把班子交给了我师兄，我师兄离开带着我们去了北平。去北平那年我还是十几岁，我师兄年过弱冠。

    我小时候和我师兄偷到天津租界里看过电灯，我师兄告诉我，这东西以后赚钱，他要我爬上去抓一截电线下来。我说:“它们都是连着的，抠一截下来估计全完了。”我师兄说:“有道理，那你把那个大箱子抠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我问他:“真去啊？”他半晌没说话，笑着回我:“那就真去吧。”

    我觉得有意思，就爬上去了，外面没什么人，我躲在犄角踩着墙两边上去了，大箱子怎么也打不开，我拿锤子凿，我师兄听见动静大，叫我赶快下去，我没没注意看他，凿了一会儿看见后面来了两个大鼻子洋人，赶紧窜下来跑了，谁也没看见我们俩。《……

    北京城里有的地方供电，我们最早的那个戏楼就是供电的，后台也有小灯。我们跟东家处的不错，当时有的灯出毛病，我师兄想去看看，人家就答应了，说只动这一个，别的就别碰了。我手里正好有一本书讲电器，第二天我们俩坐在戏楼里研究了一晚上，我师兄说累了，回去睡觉，我出去吃了一碗炸酱面，回来拿钢笔画了几张图，把灯修好了。第三天晚上供电时我师兄回来问我:“你怎么修的，你再修一遍给我看看。”

    散戏以后等人都走了，我就拆下来给他看看，结果再修时后台所有一样的小灯都不亮了。后我整整三天的晚上都在戏楼后台里修电灯。

    我师兄十分惭愧地对东家说:“这灯是我弄坏的，瓦子会修，人家又有兴趣又有技术，让他给修了吧。”他替我担了个罪名，我实在不忍心不答应。不然修灯的钱就要由东家和我师兄分担出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从馆子里出来，他喝得有些醉了，我酒量稍微b他好一点，一路送他回家，半晌没找到拉洋车的，在路边溜达。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瓦子，我这辈子就喜欢交两种人，一种是强悍无知的傻子，一种是聪明的什么都能学懂的高人。你是我最喜欢的师弟，也是我身边最久的朋友。你不会害我，也铁定不会害别人，我知旁人吃你的还拿你开心，我有时候真想对你好点。”我以为他兴许话没有说完，但是他不再说了。

    话说的模棱两可，可是他不再笑了，我分不清他夸我还是贬我。我想问他，但是发现向哪也不好问，我便反问他:“什么呢？”

    他说:“争一口气啊，顺自己的脾气，叫旁人都顺自己的脾气，剩下的也无非是吃好玩好，人不是都这样吗？”

    我把他甩给了车夫，自己回去了。

    我师兄有烟瘾，他有钱，因此不节制。我照他好一些，因为后来我没有钱满足我的烟瘾，胥木听了鸦片后脸sE都不对了，若我身上有鸦片气味，他就要说教我，他告诉我再不戒就活不长了，变成行尸走r0U，鸦片是西洋人腐化中国人的武器。若我是傻子，他就不管我了，他不愿意我一天天变傻。

    去江苏的时候我日子过得还很好，座儿卖得也不错，虽说不是很富裕，但是做该做的都足够了。那一阵子胥木催我去看了病，医生安排在腿上做了一场小手术，可是恢复得不怎么样，时间久了，我觉得还不如不做——退给我了一些钱，因为忘记打麻药了，而我以为做手术就应该是那么疼的。

    国家的经济不稳定，里人商量着，社里公用的钱一部分换成美元，一部分换成英镑，留一部分随时用，剩下的全部兑成金子，防止贬值——那是我师兄提的，他说看见别人都这么办的。

    我师兄的身T越来越垮了，到江苏时，就因为路途颠簸，在火车上上吐下泻，他的妻子没有跟他去江苏，带着他的孩子去找她的哥哥了。火车上没什么人照顾他，是我和一个小个子师弟一直管他。

    他那时候浑身都是臭的，虽然在火车上的人在厚重的衣服盖住的身上都是臭的，但是他身上是呕吐物和粪便的味道，不能洗澡，可以换的衣服很少，那种味道就越堆越重。和他一室的人都换走了，换成了我那个师弟。最开始是师弟在照顾，后来我和几个人串进去看师兄，瞧他不好，我就向车厢里的人买了一些药，打算时不时过去照顾他。

    可是日子久了糟不住，我和师兄到底也没有太深的感情，看见他的样子，我就能给我不帮他找到理由。b如我小时候他是怎么打我的耳光，或者怎么样怂恿别人用蜡烛烧我的胳膊。于是不怎么去看他了。当时已经快到秦岭了。后来他躺在床上，我那个师弟背过去看窗外，任师兄怎么叫也不看一眼。我师兄满脸苍白，凑近了还能闻到他嘴里的怪味。他拉着我的袖子和我说:“瓦子，我快Si了，别嫌我。”

    我就直接换了车厢，后来都是我照顾他了。到南京以后他也习惯我带他去找医生，然后我给他送药。师兄很喜欢洋的东西，西医普遍以后他就排斥中医，多少年也没找中医治过病。他说中医和算命的半仙一样，都是中国的神职人。西洋神职人治病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所以他不相信中医。听了我做手术没打麻药以后，他又开始抵触西医。再后来他就不自己去找医生了，带他去也不去，只找了习惯给他开药的西医。我去交钱拿药，那时候花了三十块钱买了一辆半坏的二手脚踏车，用了几天修好，我骑车到医院，拿到药再给他送家

    好了一阵子，他有时候还自己跑去社里看，然后同我们说些什么丧气的话，我们再把他送回家。北平被占两三个月以后，他突然就Si了。那时候也快入冬了，我猜是天气的原因。那时他还不满四十岁，我早就知道他活不长了，也未曾太突然或太伤感。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了河北，回去时也联络不到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大也活不过五十岁，可是我活到了现在，我已经七十多了，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但是我猜涨不了太多了。

    他Si的时候，我还在他家找到半包散落的鸦片。我清楚的记得，他Si前到社里去看过，我看见他从我放钱的地方顺出来一颗金子，然后把金子装进衣裳里，一直低着头。我把他所有的动作都看见了，他也看见我了，他愣了一愣，然后对我笑，说:“呀，瓦子，你也在呢。”我说:“我刚回来，那你走吧，慢点走，回见。”我回去点金子的时候发现最多最小的金粒已经的金粒已经差不多全没了1973年春天